其实从11月开始，冬天就已经到来了。
这一天似乎特别冷，整条东堂子胡同仿佛都大早地被冻醒。北风在高过院墙的树冠上打着旋子，偶然间裹挟了枣树断枝的衰靡气息，就急不可待地猝然钻进窗户来。几乎每个早晨，我都是被这种干冽的味道弄醒的。睁开眼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
这是一间惟独属于我的屋子。在北京的各部衙门里，都会在厢房腾出些这样的单间，让单身的外地官员和职事们居住。窄小的四方形，勉强地放下书桌和床，桌子很小，摆上笔墨纸砚也就占了大半，剩下的地方都拿来放了公文书信和诗稿，一堆堆的书只好散落在地上，以至于我起床更衣的时候，不得不提着衣服的下摆移步缓行，生怕打扰了那些故纸堆里受了委屈的先贤。
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的石狮子旁，“豆汁何”的早点摊子已经摆了起来，专等着我的那几个下属和同僚。何老头见我出来，忙地哈了哈腰：“是顾大人啊，早啊您那”，便又继续做他的营生。他是个老实的买卖人，知道南方人喝不惯这豆汁的馊味，也就从来不拉我去照顾买卖。今天的天气倒不见得坏，竟有些柔柔的阳光，只是走到正门的台阶上时，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身上穿了许久的对襟褂子，在这个季节终于显出单薄来了。上面按分例定做的棉袍还要些日子才能送来，要不要去瑞蚨祥买一件新衣服呢？还是算了吧，虽说刚得了升迁，家中也不时有钱寄来，可自己在南方花钱没数惯了，又缺个理财的脑筋，身边总是剩不下多少银子。反正天尚未大冷，自己又出门不多，总能将就些时日。一个人离家在外，可省则省吧。每次想到这一层，我总是又要伤感起来：此时要换做在江南，大约连迟桂都还没落尽吧。
我到胡同口的小铺子里喝了一杯杏仁茶再踱回来，见袁昶大人的轿子已经停在衙门口了，就忙去房里取了公文，到后厅见他。袁昶是光绪二年的恩科进士，去年刚调入京，任光禄寺卿，也兼理外交事务。他是富春县人，算是我的同乡，我在总理衙门累受提拔，多亏了他的赏识。
“关于本次山西教案各国发来的抗议的电文，回复的照会我已经写好了，如果大人觉得合适的话，马上就可以交到同文馆去翻译，然后送交东交民巷的各使馆去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把文稿呈上去。因为一直被袁大人当作知交一样的晚辈而非下属，连说话也变得随便起来，对自己的称呼也成了“我”，而不是“卑职”。
“不错，写得不卑不亢有理有节，既让洋人有了脸面，又没跌大清国的份子。本官果然没有白提拔你。先放在这里吧，我再小做斟酌，然后直接带给同文馆。”袁大人看过文稿，满意地抚起胡须。但凡出自外地的京官，看见家乡来的得力下属，总好象自己也添了面子。“前天在坊上看见你新印的诗集，下回取来让我一读如何？”袁昶是浙东诗派的领袖，诗界的行家，他说出这样的话自然让我欣喜。
“如能得到大人的点拨，实在求之不得。”
我正要告退出门，却又被袁大人叫住了。
“我听说许老学士前日偶染小疾，今日无事，你去拜望一下，就不用告假了。”
许老学士名叫许敬荪，他当年中举之后一时不受重用，在江南等候补缺，开了教馆授业为生，我也曾在他门下读过好些日子的四书五经。后来他时来运转，进了京录用为翰林院的编修，如今做到侍读学士。我进总理衙门，就是靠着往日的情分，得了他的保荐。
许敬荪也是光绪二年的恩科举子，在官员体系里，同榜同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友谊前提。所以当初凭他的一封信，袁大人就欣然收留了我。只是这些年在对外问题上，他二人政见不合，虽然未到反目，也逐渐地生分和隔阂起来。不过读圣贤书的人，无论底下怎样，台面上的礼数都不能错了。许老学士与我是早有师生之谊，平日也照顾有加，他生病我不能不去探望，这个道理，袁大人是不会搞错的。不过他到底没加上一句“替我问候一声”之类的现成话，两个认死理的夫子较起劲来，总也脱不了小孩子脾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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